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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2022-05-05 08:35:28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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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学教学中，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女性文学是一个重要命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创作的潮流中，女性主义文学的写作延伸形成了一系列密切相关的重要现象和命题，如私人写作、欲望写作和身体写作。

关键词

:当代文学；新女性文学；身体写作

一，女性主义写作的意义

女性主义写作、女性身份和女性话语表达的关系，使得女性主义文学在欲望写作和身体写作的层面上表达强烈。因为人类写作的整个历史都浸透着男性气质，所以女性写作哲学的倡导者坚持创造一种新的女性写作，即把写作回归女性身体，从描写女性身体的独特体验出发，让女性重建对世界的认知，让世界正视女性的存在。在商品市场经济时代，女性更多地被贴上商品的标签，或者成为各种商品的附属品，比如豪车、美女，而男性则成为消费者，尤其是成功的男性。商品经济取代了男权文化成为女性的新主人。在这种背景下，女性主义写作具有现实和批判的意义。女性主义写作与女性主义思想密切相关，女性主义思想从一开始就以其对男权文化及相关思想的强烈质疑显示出自身的价值。20世纪20年代以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庐隐的《海滨故人》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表现了西学东渐后现代思想启蒙下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的初步自觉。这一时期女性主义思想的表达，一方面注重对封建专制制度中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的批判；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觉醒的知识女性拒绝抗争的勇气和承受的痛苦与孤独。长期被男权文化压制的女性解放意识，有强烈的对抗和批判诉求。它与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人格解放和人民觉醒相融合，形成强大的思想解放力量，体现了具有现代转型意义的价值取向，成为那个时代宏大叙事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中，20世纪20年代女性写作的数量虽然有限，但却是最引人注目的，引起了最强烈的社会反响。同时，它使女性意识的自觉和解放诉求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女性写作最重要的思想资源。

二、从政治5610相关文章最新报道解放到身体解放：复兴的女性话语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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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70年代，女性主义思想的表达在五四运动中不复存在，对女性命运和处境的描述被纳入阶级斗争和阶级解放的话语体系。对旧中国妇女命运的描写，主要是揭露旧时代被压迫的妇女的悲惨生活，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干预下被翻身解放。歌剧《010300》是丁毅和何敬之于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解放区创作的。在这一时期，关于女性面孔和命运的另一种叙事是塑造新社会中全新的女性形象。在这个塑造体系中，主要表现为男女平等、女性解放、半边天等意义。也就是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女性解放正在以完成的声音和方式被描述和叙述。在这一时期，妇女解放被视为社会解放和政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妇女受压迫成为封建主义和封建制度罪恶的证明。因此，在革命后的新社会，妇女不再受压迫，妇女翻身解放，成为必然结果。但如果仍然存在女性受歧视或受压迫的事实，那就被视为封建旧思想的残余，旧制度的遗留。言下之意是，这种对女性的压迫在新制度下不会发生，或者说在新制度下不存在对女性的迫害或性别不平等。在这种意识形态逻辑下，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作品中对新社会女性处境的描述完全跳出了五四时期对男权文化斗争的表述，而是以一种全新的阶级解放话语体系写作，力求展现新社会女性全新的精神面貌。小说《白毛女》中的女主人公李双双是这一时期新政权下社会主义劳动妇女新形象最具象征意义的代表。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女性主义思想全面复苏和觉醒的时期。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王安忆。她的80后作品在两个方面具有突出的意义：一是以女性个体成长经历为叙事支点的文学写作；二是女性意识的强烈表达。前者是以《红色娘子军》为代表的“文汶系列”，后者是王安忆的“三恋”，即《李双双》 (1986)、《雨沙沙沙》 (1986)、《小城之恋》 (1987)。《流浪系列》中始终存在的，是一个成长中的女孩的叙事支点。这种个体成长体验层层展开，形成了王安忆小说独特的静谧之美，也使她的写作偏离了“政治-历史”的宏大叙事，呈现出独特的个人风格。王安忆的“三恋”通过关注女性命运、深入剖析人性、探索性在生活中的作用，将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写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20世纪90年代是女性主义文学活跃的时期，也是女性主义文学深入推进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因其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形态而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也使女性主义文学成为当时最突出的文学思潮。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兴起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东渐密切相关。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诞生于20世纪60、70年代，80年代初传入中国，90年代中后期开始兴起，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批评思潮。正是在这一时期，以陈染、林白、海男、徐、为代表的新女性作家迅速崛起，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创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潮流。

三，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成长的表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呈现出强烈的“自我”特征，作家们经常向外界描述自己

在世界一切的感知作为叙事的主体内容，从而使得作品具有一种十分突出的自我体认意识。正因如此，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常常是在一种自我心理的书写中展现个体独特的成长体验，可以说，就成长叙事而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女性文学中的成长叙事体现得最为强烈和纯粹，“成长”成为作家寻找自我、体认世界、感知时间的一种重要的方式，这在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绵绵的《糖》以至春树的《北京娃娃》等作品中都有着鲜明的体现。陈染的写作一直是中国文学中最强烈地追寻个人世界的隐秘表达的一脉的代表。她总是活在一个高度个人化的世界之中，从不屈服于外界的冲击和压力，也并不向自我的孤独和寂寞低头。她始终在内心的禁区中守望，不断试探内心与外部的边界所在。她的作品有一种强烈的从个人的内心出发的倾诉欲望，也有不断清理个人记忆的愿望。她一面向读者敞开自己的内心世界，向外部的他者发出询唤，期望得到他者的理解和认同，一面不断拒绝外部世界的冲击和侵扰，强化了个人在社会中的孤绝感和个人世界的自主性。陈染的作品有一种强烈的自我倾诉的特色，她总是不惮于将内心最复杂和最微妙的感情加以表达。陈染善于捕捉那种复杂、微妙和难以表达的心灵世界，她的这种表达是极具人性开掘的突破意义的。从这个角度看，陈染的写作标志着一个新的个人化的时代的到来。而这个时代正是今天的市场化与全球化的新的时代。个人确实得到了实现，而个人的自由也意外地变成了不受拘束的放纵的身体和急于被满足的欲望。女性得到了身体的自由，但却被消费和时尚的潮流奇观化，变成了被享用和消费之物￥自我不是一个孤立的绝对主体，它不能不在和他者的相遇之中存在。陈染的内心独白式的倾诉总是试图期待、接纳、认可他者，将自身的希望寄托于他者。但随着他者面貌的展开，她却发现他者的面貌总是破坏、侵越自我的安宁和尊严，于是个人试图逃离他者。陈染的作品不断地书写着对童年和少女时代的追溯和回忆，这种回忆成为确认自我的一种方式。陈染将童年和少女时代的经验中朦胧的、不清晰的过程通过回忆来加以展开，这种展开的目的是理解和认知自我，将我是谁的问题通过回忆再度提出来。陈染的回忆里经常有少女和成人男性接触的奇诡经验。这些经验是少女告别童年的不可逃避的过程，但这种和他者面貌的相遇却也是幻灭的过程。少女幻想的浪漫被坚硬的现实击碎，少女失掉了天真，体验了实在世界的无法消除和忽视的残酷。人脱离天真进人世界的过程是无奈，又是期望。陈染在这里提供了个体生命的最真切、最切实的表达，这种表达也意外地变成了中国告别天真、进入世界的隐喻。天真少女发现了外部与自身的疏离，发现形成的自我在外部的冲击中进退失据的慌乱和犹疑。于是，个人失掉了天真，变成了成人。陈染在这里将不间断的、绵延的回忆展开成为今天中国记忆的重要部分。它的关键之处在于陈染用小说表现的个人经验在此变成了一个社会在曲折和困扰中探求和寻找的可能性的表征。陈染自己也曾说过，一个好的作家作品，都会有“心灵自传”的成分，无论他书写社会人生什么样的话题，都会包含他自己的价值观、思想、情感和爱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私人生活》可看作是作者自己的精神成长史。陈染的作品呈现出鲜明的身体写作的特征。在陈染的《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私人生活》等作品中，涉及了青春少女时代的经验和极为个人隐秘的生活情史。在叙述中，陈染对青春少女性意识觉醒后既惧怕男性而自守，又渴望男性而含情脉脉的躁动不安，以及女性在生命内部重大变动时期（如初潮）、既张皇失措又甜蜜沉静的矛盾心情做了极为细腻、清晰地描述。在代表作《私人生活》里，陈染以倪拗拗这个出生在都市书香家庭的女孩子为主人公，讲述了她敏感、封闭而又隐秘的成长体验．高中老师Ｔ、邻居独居的女人禾、大学时代的同学尹楠，成为她记忆这种成长的重要节点。而在这种成长的体验与叙述中，与身体有关的性的体悟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方式，陈染以这样的途径，找到了回到个人心灵世界的路途，由此而专注于女性自我内心世界的抒写，从而传递出对男性话语所营造的空间与生活的怀疑与拒绝。林白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女性主义写作中另一位颇具标志性意义的作家。林白的写作与陈染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都以一种独语体的方式对一个女性的成长在心灵的层面上进行追忆和展开。同时，林白在其作品中对热衷于对女性个人体验进行极端化的描述，专注于讲述绝对自我的故事，她还善于捕捉女性内心的复杂微妙的涌动。《一个人的战争》是部相当具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借着这本小说，林白有意总结她早期的生活及创作经验，并思索一个女性为写作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全书始自五六岁（叙述者）林白抚摸自己，初识身体的欲望，一路描写她的少年学习经历，初燃的创作野心，流浪四方的奇遇，一再受挫的恋爱，被迫堕胎的悲伤等情节。她最后辗转由家乡来到北京，“死里逃生，复活过来”。林白洋洋洒洒写来，颇有不能自已的时候；但全书的形式虽不够精致，仍有一股直率动人的力量。往事不堪回首，但也只有真诚地检视过去岁月的希望与虚惘，自剖年少的轻狂与虚荣，作家才能开拓出更成熟的视野。林白写自己成名心切，曾贸然抄袭了别人的作品，留下洗不清的污点；写自己一心壮游他乡，却在最可笑的骗局中失去贞操；也写自己为爱献身，几至歇斯底里的绝望。自揭疮疤，不是易事。但林白告解忏悔的动机无他：生命最绝望的时刻反而成就她对创作最深切的执着。一个女作家的成长，真是用身体来作为赌注。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女性文学写作以其强烈的女性自我表白与自我体认意识而打造出一种独特的叙事风格，回到自我个体的成长体验中去寻找自我的历史影像与心灵记忆，由此构筑女性个体历史空间成为作家们不约而同的叙事走向。的确，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女性文学正是以其强烈的自我体认而表达出对以往男权文化压制下的女性书写的拒绝与反抗，女性个体成长体验的细腻呈现，恰恰表达出的是对男权文化为代表的政治权力话语的排斥。独白的语体风格、身体感性的认知方式，都显示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女性文学写作在文体层面上的大胆探索与坚决的转型。女性文学中自我言说式的心灵独白看上去将文学写作带向一个狭小的写作空间，境界与格局都十分有限，这在从王安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的小说创作中便有着十分突出的体现，到陈染、林白等的创作中更是走向了成熟，但正是这种带有“排他性”的自我叙述，使得女性文学写作能够远离现代以来一系列的宏大叙事命题，而这种刻意的回避，恰恰是女性写作确立自身价值体系必须要做出的选择。女性文学的写作常常与欲望写作及身体写作相关联，在她们对历史的追叙中，传统文学中的时代风云面貌被极大地淡化，一切都聚焦到了自我个体的生命成长记忆中而加以过滤和展开，身体而不是语言成为与外界世界对话的重要途径，从而使得女性文学写作中的这种对世界的感知方式更具个人的真实性，而不是在某种现成的话语体系中来完成对世界的认知。所以，陈染、林白等人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身体写作的倾向，其内在的是一种女性写作立场的表达，这与后来卫慧小说《上海宝贝》中的那种感观化、肉体化的身体写作有着很大的不同。陈染、林白等人的身体是另一种言说世界、感知历史、体验生命的方式，卫慧以及春树小说中的身体则是后工业时代的消费语境中被物化的欲望的表达，是以身体欲望的直接书写来呈现在碎片化的物质世界的存在状态。陈染、林白等的文字书写则有着诗的特质，个体记忆沿着身体的点点滴滴的感知而展开，对身体记忆的追叙成为个体对生命、情感、历史、社会、人际等一切认识的重要方式。因此，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陈染、林白等为代表的女性文学中的身体写作是女性主义话语体系的承载，也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女性话语的体现，而对个体成长的追忆和叙述则成为女性重建自身历史体系的一种策略和ｇ说方式。